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导自然科学研究进展
By Andy. Filed in 我的翅膀 |
按：本文系北京大学2005秋季学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随堂作文。之所以说是作文（虽然我用了论文格式），是因为行文中多处体现了高中的流毒。但若将有关“马克思”的nonsense一概删去，则剩下的语言描述了一种被我称之为“理想”的东西。
继承与创新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导自然科学研究进展
徐岸汀*
北京大学 元培计划实验班 00346108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自古希腊起，自然科学研究者作为探究自然物质规律的先驱河领航员，在证明世界本原的物质性上举出了无数令人信服的例证。比如，通过对气象进行观测，他们否认了存在于神话之中的雷神、电神的存在，把风霜雪雨合理地解释为气候的变迁，气流的运动及相关物理化学现象。而以牛顿－爱因斯坦－波尔－霍金体系为基础的现代物理学的大厦，从宏观的宇宙演化，到微观的量子力学，都以其充分的数理逻辑，无可辩驳地“将上帝驱逐出现代科学的地盘”。
但是，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指出，事物的发展是通过否定实现的，而辩证否定是一个经过从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一个有规律的过程。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概莫能外。这一点在化学与生命科学的交叉处，即现代化学生物学、生物化学以及分子生物学分枝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生物体内得一切变化都可以归纳为物质的物理化学变化。但在生物化学未建立之前，人们由于对生命的自我变更和自我复制现象感到难以理解，不得不将自然界物质人为地划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物”。“有机物”这个词，最初用于指代从生命体中提取出来的，非生命体中不存在的化合物。直到有机化学取得长足发展，人们第一次用无机物人工地合成了有机物——尿素，无机、有机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被轻易打破了。从此，人们认识到生命体和非生命体的物质组成是惊人的一致的。
仅凭物质组成并不足以判断生命现象的物质性，特别是涉及到人的意识，以及动物对环境的反应等。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以前的十八世纪，生命科学研究者们提出了一套名为“活力论”的理论来解释生命现象，认为“活力”是不可创生、不可消灭而又独立于物质之外的。到后来，由于种种实验手段，无论其设计多么精巧，都无法证实，同时更重要的是无法证伪“活力”的存在，当时的科学家们又将它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而后又被唯心主义者所利用，大肆宣扬其“灵魂”学说。
自马克思以来，人们逐渐接受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但是，即便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无法给出强而有力的物质证据，来证明生命现象的物质本质。马克思主义明确地告诉我们，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归根到底都是物质的，但它无法指出，是什么物质产生了意识。认识到这一点，对当今从事生命化学本质的科研工作者十分重要。在二十一世纪这个生命科学迅猛发展的世纪，科学家们早已利用上个世纪中叶的一系列重大的生物化学突破告诉我们，生命现象已逐渐显露出它物质的本性。DNA双螺旋结构的提出，以及分子生物学人工模拟合成蛋白的方法，正发挥着它无与伦比的威力，指导着科研工作者们继续前行。通过将生物体分解、还原，我们已经证明，生命现象的本质是物质的，即生命与环境产生的互动是物理的和化学的，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物质第一性的有力佐证。
但是，我们至今为止，人工合成的所有生命物质，如核酸、蛋白、酶，都是借助生命体系，如E.coli（大肠杆菌）体系实验合成的，没有生命手段，我们在合成生命物质的道路上将举步维艰。换句话说，在现阶段，用纯化学方法，从纯无机物开始，合成有生命活性的物质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证实（或者证伪），生命体在非生命环境中是否可以产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说，我们无法给出意识第二性的切实的物质基础。这个领域，是自然科学对物质与意识之争的最后一块战场，在这个领域上，我们切实地接触到了，某种被宗教团体所认为是“神性”地东西。“活力说”在这个领域，即“生命只能由生命产生”的命题上，仍有它最后一块生存空间。因此，我们目前只证明了生命现象（指生命与环境的作用）的物质性，而没有证明生命本身（包括其物质基础和主观能动性）的物质性。这是十分令人振奋的一个研究课题，因为一旦我们利用无生命的手段合成了生命物质，使它具有生命活性，我们就可以骄傲地对那些有神论者和唯心主义学派宣布，“我们就是上帝！”
人的意识的主观能动性的力量是巨大的，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上，如此强大的力量必须有一个坚定而正确的引导。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生命的物质性，我们要继承，它没有给出有力证明的地方，我们要发展，要创新。作为一名自然科学科研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的道路上必须持有坚定的马克思唯物主义世界观，这是一名合格的科学家的信仰，也是在科研道路正确性上最强有力的保证。
REFERENCE
[1] 杨河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纲要(第二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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