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出现更多的世界一流研究生(zz)
By Andy. Filed in 我的翅膀 |
发信人: ashuai (ashuai)， 信区: LifeScience
标 题: 饶毅：让中国出现更多的世界一流研究生 ZT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Jul 19 20:59:44 2006)， 站内
让中国出现更多的世界一流研究生
饶毅
日前，通过免费的网络交流软件Skype，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著名生物学家饶毅教授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访谈录”的专题采访。
饶毅二十多年前留学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迄今在美国做了十多年的研究生导师。目前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是美国的《神经科学杂志》等多个国际、国内科学期刊的编委。是担任国际杂志编委最多的华裔科学家之一。近十年来，饶毅参与了国内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实践，协助推动中国科学院神经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新的研究机构的建立。他还主持和参与了许多国内和香港的研究生课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生课程。饶毅参与的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每项具体事，无论是设立课程、建立研究所或实验室、还是学术会议，不仅做成功，而且延续多年。
去年1月14日，《细胞》杂志刊登了饶毅和他在中科院神经所的博士生蒋辉等三位研究生有关神经细胞极性原理的论文。这是25年来国内的研究工作首次在《细胞》发表。
“为了这篇文章，我们之间发了一千多次E-mail，”谈及此事，饶毅说，他提倡每个人在力所能及情况下尽量为中国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指导学生便是他实际行动中的一个部分。
在成绩背后，饶毅对研究生教育，有着深入思考。访谈中，饶毅谈到了研究生招生、课程、师生关系、科研能力培养、博士生教育改革、国内研究生教育的优势等热点问题。
招生的关键是建立竞争机制
核心启示一：研究生招生改革的关键是要建立竞争机制。国内各个学校（单位）之间害怕竞争，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国内多年面临海外学校的竞争，阻止国内竞争不过是有利于海外学校。
记者：招考方式方面，目前国内硕士生推行全国统考（统一科目、统一时间、统一分数线），考生一次只能报考一个研究生培养机构；博士生目前是各个培养单位单独考试。您认为，研究生招生改革的趋势是什么？
饶毅：我觉得招生关键是要建立竞争机制。要允许研究生报考多个学校（培养单位），使得各个学校（单位）关心怎么样才能招到优秀的研究生，在学校（单位）之间形成竞争机制。现在这些学生都可以申请多个海外学校，为什么在国内只能一次报考一个学校（或者研究所）？这等于，海外多个研究机构可以竞争一个中国学生，而在国内，只能是一个单位竞争学生，这等于是我们自己害自己，使得学校没有竞争的压力和提高培养质量的动力。我们不让竞争是怕国内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竞争，这已经是个假像了，因为我们已经和海外竞争了，还怕和国内竞争？应该开放中国多个研究机构，让学生来选择这些研究机构。
记者：统一考试操作上可能比较简便，但如果实行自主招生，操作上难度大一些。
饶毅：用不着统一管理，各个学校自己管理。你就让各个学校自己招生，过几年审这些研究机构，它就不会乱搞。
记者：比如，凭关系招收低于原来统一标准的学生。
饶毅：如果哪个研究机构、哪个导师这样做，那就是自讨苦吃。一个导师如果招不合格的人，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打个比方，他认为自己可以收容难民，他把自己的实验室变成难民营，那过几年他自己就会变成难民，因为别人不给他经费。教育部和管理机构每过一段时间审核研究生录取，他如果不合格率太高了，或有很糟糕的招生舞弊现象，这就可以惩罚这个导师或单位。导师、学生为非作歹不是完全能避免，但你要想，如果后面有检查制度，他们就会有压力。
“越洋教师团”的幕后故事
核心启示二：要请那些用中文讲生物课讲得最好的人来讲这门研究生基础课；给研究生授课不仅要讲授最基本的知识、讲授最前沿的东西，还要要营造创造性环境。
记者：2002年6月13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报道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请来“越洋教师团”，开设了一流研究生课程，并评论说：这是“将世界水平研究生教育带入中国的教育项目”。2004年的夏天，中科院开设了夏季学期，上述的教育项目在全院范围内得以开展，有大批的一流科学家来中国为研究生授课。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视角，您认为上述做法的意义是什么？下一步将向什么方向拓展？
饶毅：从2000年秋开始，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我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面向生命科学领域一年级研究生开设了《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课程。这是一门必修课，不是选修课，是讲课，不是讲座。
当时，我和吴家睿是组织者，我的原则是，要请那些用中文讲生物课讲得最好的人来讲这门研究生基础课；给研究生授课不仅要讲授最基本的知识，要讲最前沿的东西，还要求他们讲课的时候要营造创造性环境，让学生讨论未知的东西，让学生有批判性的态度，让他们学会思考。要让研究生知道，不管是看Nature上的文章，还是Science上的文章，都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要发现：这些文章有什么对的、有什么错的，有什么东西提示我们。许多学生初期读文献，只读老师布置的一篇文章，常常不能深刻理解其背景、和同领域其它研究的比较。我们建议学生要倒回去，读以前的相关文章，读相关的文章。连续读好几年以后，你就会扎实很多。
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开卷考试。课堂上让研究生带着问题去想，过一段时间后再交，这样他们就会去思考，就不受课堂的限制。如果课堂上有现成答案，抄就完了嘛。几年以后，上海生科院学过这些课的学生，会批评性地读文章，探索性地想问题。
当初有些老师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我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在这个教课的基础上都会提高很多，但是，只要有20%、30%，甚至是10%的学生，他获得了和以前教课不一样的结果，那么，他不仅能带动其他学生，还可以促进整个风气的改变。这10—30%的学生，对科学的品味就会不一样。所以，要鼓励能教好课的老师更多地参与教课。
我们每年看学生的反馈，那个老师好、那个老师不好，学生反映太差的老师就换掉，还有一些老师，我觉得他教课还行，但并没教好，我就跟他们打电话，我说今年学生反馈不好，有什么问题明年要注意改进。这是上海生科院那几个生物学研究所的做法。2003年以后，是Hopkins大学的利民教授主持，并把这门课同时开到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今年由耶鲁大学的钟伟民教授来组织。
如果保持现有体制，（研究生院）的老师主要要负责这些课的组织，各个学科要多请院内外的一流教授，甚至国内外的优秀研究人员来教。此外，要强调教课不是讲座，因为讲座是讲自己的研究前沿，教课是探索整个学科的基础和前沿。
要鼓励研究生的创新性想法 strong>
核心启示三：老师要鼓励研究生的创新性想法，千万不能笑话学生，因为导师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你要看到学生的长处，让他发挥。
记者：现在国内的研究生教育更多的是统一标准的教育模式，比如大班授课，统一考评等。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饶毅：我觉得研究生教育是直接引入研究前沿的个体化教育。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前提：一方面，老师要发现学生的不同，另一方面，学生要发现自己的特点。人的能力都有强有弱。老师要在前两年发现学生能力的强弱所在，弱的是不是能改，有些人弱的能改，有些人弱的改不掉。改得掉的要让他适应这个改变，改不掉的要使他认识到这一点，用他的强项，做他能做的事。
记者:能否谈谈具体的案例？
饶毅：我原来有过两个学生，其中一个学生很有雄心壮志，是个很刻苦的人；另外一个学生技术上很行，做得也很扎实，但是他雄心壮志不够。我后来意识到这情况以后，就让他们一起合作。他们两个人性格正好匹配的时候，工作做得很好。
我还有一个白人学生，他很聪明，思想也很好，很会玩各种仪器。在做实验的时候，他喜欢用新的仪器，那就得花钱。他想做现代成像，我们实验室原来做得很少，一般的显微镜我们还可以，但是高级的成像不是我们的长项。我在观察他是否有能力把新的仪器、新的技术、新的东西在实验室建立起来以后，在我自己不会的情况下，买了仪器让他去做。后来，他就帮我们实验室建立起了分子成像技术，用现代成像技术看活细胞里面的分子活性，这是当时世界上很新的一种技术。这就是说，看到这个学生有这个能力，我就愿意冒险，花必要的经费。这个险也是值得冒的。这个学生最后获得了哲学和医学的双博士学位。
还有一个例子是，你可能知道，我在中科院神经所的学生蒋辉。最初上课、听讲座的时候，他就很聪明。他和我一起做研究的初期，我们做神经纤维的导向，我们经常讨论，前期的时候我说得多些。中间的时候，我发现他经常有新思想，他提出一个想法，说我们要做极性，这是一个新的东西。我说，我们现在可能还做不成，他继续做原来的东西。后来他又提出来做极性，这也有具体的途径。我判断我们做这项新题目的可能，一起讨论、互动，他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果，就是你所知道的他的那篇《细胞》杂志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是我想到的，而有些东西是他想到的，所以不是单纯我教他，而是在讨论和研究过程中取得进展。
上述几个例子说明，老师要因人而异，要鼓励研究生的创新性想法，千万不能压抑或者笑话学生，因为导师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你要看到学生的长处，让他发挥。学生刚开始时的想法，落实到研究中往往有一段距离。导师不要去阻止学生的这些创造性想法，而要结合学生的特长，找到每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导师要和学生说，慢点，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要我们一起分头想，然后我们再来讨论、探索。我觉得这是研究生个体化教育的具体作法，这也符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规律。
学生“和”老师工作
核心启示四：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科学前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老师和学生能经常互相的刺激，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气氛，在精神上是一个很高兴的过程。
记者：国内很多研究生对自己的导师，不叫老师，而叫“老板”。您对此怎么看？
饶毅：他们这样一叫，我就经常更正他们：我不做你们的“老板”，我不是“老板”。我觉得，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应该是：学生“和”老师工作，而不是“为”老师工作。一般学生在前期需要多从老师那里得到一些辅导，但我不认为这是雇用。学生是为自己工作。我对每一个学生，和实验室每一个做实验的人，不管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每次都和他们说：你是做实验的人，最后做什么由你来决定。你跟我讨论，但是决定权在你不在我。有一些人很不习惯我这样做，最后问我应该做什么实验。我说应该是你来决定而不是我来决定，你想做什么我们都能讨论，但最后决定权在你。这样的话，在科学上就是一个平等的合作的关系，而且决定权在做实验的人，不管他是学生还是实验员。比如，有一个大学生叫吴伟，他到我实验室，他开始是做技术性工作，但他不是做辅助性工作，99年他以第一作者
在《自然》发表过论文。
有些老师觉得我这样很奇怪，觉得让学生、甚至技术员决定课题，怎么可能？怎么不是学生听老师的话？这可能我们是对学生的预期不同。学生最后做得比我更行、更好，我高兴还来不及。我和学生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我可以得到提高。所以我不觉得这样很愚蠢，相反我喜欢这样。科学前沿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如果老师和学生能经常互相的刺激，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气氛，在精神上是一个很高兴的过程。
师生：精神上实现匹配
核心启示五：要允许学生和老师之间的选择与转换，而这一过程遵循的原则，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精神上实现匹配，不觉得我不跟你了或是我不要你了就是互相的惩罚。
记者：您曾说，各个培养研究生机构应该在研究生录取以后，要有规则使他们可以继续选择和转换老师。目前，中科院酝酿研究生进校一年后再确定老师。那么，您认为，继续选择和转换老师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饶毅：选择老师的问题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学生不要觉得哪个老师强就一定对你合适。因为如果老师和你的性格匹配不一样，这个老师再好，实验室成果再多，对你也不合适。另一方面，对老师而言，这个学生跟你不匹配，不要觉得他样样都不行，要允许他去别的地方，也许他跟另外一个老师就做得很好。比如说一个学生要去另外一个实验室，那个实验室老师性格上和他适合，并愿意教他，那对这个学生就很好。
所以，我认为师生关系完全是一个匹配过程，这在一定程度和婚姻有点相似。这个人和那个人结婚不好并不是和谁都不能结婚。老师和学生也是这样，要把心态放开了，老师不要打击学生的信心，认为学生要求转换老师就是老师没面子。在实际的教育中，要允许学生和老师之间的选择与转换，而这一过程遵循的原则，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精神上实现匹配，不觉得我不跟你了或是我不要你了就是互相的惩罚。
记者：您目前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自然科学史所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指导着多名研究 生，您是怎样指导国内的研究生的？
饶毅：我在中国虽然有多个头衔，其实，每次都有重心。比如，现在，上海的学生都到北京了，并不是分散各地。我提倡每个人在力所能及的方面都尽量为中国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我觉得关键是要有这种精神，然后大家就会去找事情做。能做大事就做大事，能做小事就做小事。一个学者，比如说，很少回中国去，他也可以和某一个教授、某一个学生通过E-mail、skype经常讨论。我也是这样，比如蒋辉发文章，为了那篇文章，我们间的E-mail有一千多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