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著云的遠航

昨天在猫同学的未名Social Software版上看到关于Windows Live Writer（下称WLW）的发布消息。似乎这是MSN Space首个支持的博客编辑器，不过不要以为我消息灵通，其实我还是很圡，因为我这才知道有“博客编辑器”这样东西。

刚刚成功用WLW发送了第一篇文章，是从未名空间上下载的。未名空间似乎无法直连，不过可以从大话西游紫霞BBS穿梭上去，据说是对出国特别是去美国留学有兴趣的人必上的BBS，昨天杨一帆演示怎么用那个向人讨要文献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样子就是穿梭，圡again……Anyway，昨天同时也新注册了一个紫霞的ID，和未名的ID一样，叫antingxu。看来看去还是发现这个ID用起来最顺手。

说到文献，王忆平似乎批准了杨一帆的那个想法，本来我很乐观地准备跟着杨一帆做，去学系统生物的东西，不过昨天晚上那篇新鲜热辣的JBC实在给我们浇了一头冷水啊……我本来其实也有这样的担心，不过真的看到自己想做的东西已经给别人做出来，还是有些depressed的>_<

提到王忆平就得想那个永恒的话题——出国还是保研呢……哎，就此打住吧，反正，这个问题困扰不了我多久了，很快，就到保研的deadline了……

发信人: yaoyue (尧曰@ytht.net), 信区: PKU
标 题: 走向封闭的北大精神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Aug 21 18:03:14 2006)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14656

　　　　　　　　　　　　　　　　许知远

1998年5月4日的北大，像是一场盛大的、期盼已久的游园会。我是一名三年级学生，住在28楼的105室，刚刚七点钟，就被吵闹声惊醒。

这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新闻事件，北京大学的百年校庆。这所大学和她的国家命运之间的特殊关系，即使在世界历史上都少有例证。

我记得那天的奇特感受，那种混合着骄傲和不安嘲讽的心理。几个月前，北大南门矗立了设计简陋的倒计时牌，告诉你还有多少天，多少小时，就是她一百年的庆祝，它是天安门广场上迎接香港回归倒计时排拙劣的仿制品。报纸上充斥了这样的消息，欧美校友包专机从海外归来，南方校友在深圳包了专列返回母校，中国铁路史上从未有专为一所大学开办的专列……

校园里拥挤了从世界各地而来的校友，从西南联大时期的白发苍苍的老先生，到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但他们似乎不是这一事件的主角。庆祝的典礼不是北大校园里进行，而是人民大会堂。那些从各系挑选的学生代表，在那里迎接这场庆祝的高潮——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演讲。

和政治含义同样显著的，还有它的商业味道。学校里盒饭和各种纪念品的兜售，使校园像是一个大型的市场，出版商与电视台不断的推出与北大相关的产品，但是当我试图寻找一本完整的北大历史时，却毫无收获。我们还被不断告知，因为这场庆典，学校又收到了多少捐款，它将用于修建多少层的高楼。

这一切和那个令一代代人念念不忘的北大有什么关系。每一个入学的青年，都曾经对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原则带来的群星灿烂的年代憧憬不已，每个北大人都为鲁迅的名言激动：“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但是念来念去，我们所有的感慨与追忆都发生在1917年——1929年那个短暂的时代。辉煌的西南联大时代的似乎更是清华大学的产物，而在混乱的文革年代，北大的表现或许更令人汗颜。在一个被普遍视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北大的性格没有那么鲜明，那个年代公认的知识领袖来自于其他大学与机构。以至于在风靡一时《北大往事》时，我们被打动的是年轻人的嘻笑怒骂式的琐碎追忆，而不是某种更崇高和富有创建性的品格。甚至我们引以为傲的美丽燕园，也是斯徒雷登的遗产。

九十年代的北大时光是暗淡的。政治气氛的压力无处不在，北大在突然到来的全国性商业浪潮前慌乱不堪。拆了南墙，不是为了以大学独特的精神去影响社会，而是变成了社会风尚的俘虏。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所学校的真正骄傲似乎变成了一家叫北大方正的公司，在南门外的北大资源楼里一家接一家的小公司里，都以北大为旗帜，那个由蔡元培、胡适、陈独秀、傅斯年缔造的光辉名字，成为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优秀的年轻人仍蜂拥而来，因为中国的大学比国营企业更为顽固和拒绝改革，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和学生扩招为大学带来大跃进式的风潮，人人都在谈论世界一流大学，却忘记了大学的基本理念。即使在战时、经济最为拮据的时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仍在相信“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

2000年毕业之后，我已很少回到校园。社会上关于北大的消息一直没有中断过，我听到了卖猪肉、卖糖葫芦的北大学生，听到了那场轰动一时、却似乎无疾而终的改革，最近的消息是北大拒绝让那些小学生前来参观，她准备关闭校门，她还和一位著名数学家发生了争吵、却又提不出值得信赖的反驳，她不满于香港的大学在内地招生打乱了她自己的招生计划……像是一个任性、傲慢、却又缺乏竞争能力的孩子，神形又是如此的老态龙钟。

1992年拆除的南墙重又建好，校园的东北角矗立着太平洋电脑城，那里面闹哄哄景象令人烦躁。在和隔壁的清华大学一起叫嚷着要成为斯坦福大学，将中关村塑造成硅谷多年之后，此地仍是小商小贩的天下。

如果没有伟大的大学，我们会有一个伟大的国家吗？如果一个国家最著名的大学，都缺乏反省精神，缺乏对于自己使命的明确认识，这个国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方向感吗？

我们尊敬的北大，是那个作为思想的实验场，作为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作为新知识的探索者，作为高级的精神生活的倡导者与捍卫者的北大。我们必须承认，这个北大精神早已走向封闭，很多年以来，我们依靠的不断重复回忆，来欺骗自己我们与这股伟大传统依然相联。

□ 英国《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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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BBS 未名空间站 http://mitbbs.com·[FROM: 130.49.*.*]

何时拒绝哈佛——闲话学校崇拜

饶毅

这是我近年写专业外文字以来感到比较难写的一篇文章，不仅因为写它有点命题的起因，而且猜想不论是出于已经形成的社会思维惯性，还是出于对社会现象不同的解读，许多人会有和本文相左的意见。为了给正在求索的后来学子及其家长们在选择成长道路时提供一个视角、或者至少是一个参考意见，我还是敲出了这篇文章，并且干脆给文章拟了一个足以称为耸人听闻的题目。

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

对于有些学校、或者有些人来说，人的学历和书的封面大概差不了太多，上过的学校在教学实质上和其它学校并没有大的差别，差别就是学校的名字和外界对学校的一般看法。这样，如果学生没有自己的发展，毕业后总想靠所读学校名誉来过日子，和书装了一个封面好像差别不是很大。

有许多中国学生和家长，很重视大学在社会上的一般"名气"，而且学生常常很在意大学排名。有人喜欢一辈子以自己上过的大学来定位自己和他人，而许多家长也以子女所上的大学来作为衡量家长自己对子女的成长和教育是否成功的标准。这些现象，不仅在中国比较普遍，在留学海外的华裔里也不少见。有些海外的华裔好象说提倡子女自由选择，但是一说到子女上什么学校时，仍然流露出对学校的过分重视。于是乎，任何人成长与其所受的教育场所有关，但教育场所不能决定其一生，这个本来浅显的道理，好像在华裔社会里不容易畅销，至少周光召先生觉得有些中国学生和家长追求读中国或美国名牌大学追求得太辛苦了，建议我依自己的经历，写点文字和这样的青年学生及其家长聊聊。这个题目他给了我已近两年，我开了个头后怕写不好就拖下来了，最近在北京听说周光召先生在其他场合谈起这事，感到于心不安，回美后抓紧时间写完。

我先得说明我不认为自己成功了（而且我不觉得成功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另外在我看来，任何人将自己作为成功的典范来谈自己是怎么成功的本身难以避免被归为愚蠢。不过，不成功不能阻碍我聊学校对人起到的影响（和没有起到的影响）。何况因为我读过的多个中美学校之间外观差异比较大，要聊这方面，不完全是外行。我从1978年到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读大学，然后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过两年研究生（没有毕业），85年到美国就读于旧金山的加州大学（UCSF），博士后期间在哈佛大学，1994年迄今一直任教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简而言之，在中国，我没有上过最有名的学校，而在美国，我却没有去过不是一流的学校。因为接触过许多来自不同学校的人，我可以不犹豫地验证常识：每个人的能力不能以其曾经就读的学校来判断。

为方便我举例， 可以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大陆留美的人员当中看到：做出重要而有创造性研究的王晓东，在大陆念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在美国是得州西南医学中心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社会一般观念里，他上的不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学校，但是他做出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四川大学电子系毕业的王有勤到美国读电子学研究生以后不久却转学到霍普金斯大学读听觉电生理的研究生，博士后在UCSF，以后任教于霍普金斯大学，他领导的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主要的听觉皮层实验室，他有能力和兴趣从电子转向神经生物，和他在中国大学训练大概没有关系，而是他自己对科学的兴趣和判断。生物化学家傅新元的研究能力，我想既和他的南京师范学院大学教育无关，也和耶鲁大学没有太大关系，他在西奈山医学院就开始做出很突出的工作，以后离开耶鲁相信他也会有好的研究。做出聪明老鼠的神经生物学家钱卓，设计的实验也特别聪明，他的成长不仅华东师范大学不起关键作用，就是和他目前任教的普林斯顿大学关系也不是很大关系，我相信他转到波士顿大学去以后，还会有漂亮的（可能更漂亮的）研究工作。

我绝对不是说中国名牌大学没有优秀毕业生。我自己的朋友里自然也有中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骆利群，是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毕业生，美国Brandeis大学的研究生，UCSF的博士后，他近年在斯坦福的研究工作很杰出。因为家庭关系，我听他父母讲过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我觉得他专业成就是他自己能力所决定，和科大少年班或者Brandeis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有在许多学校都可以得到的一定环境，骆利群都能凭自己的天才和努力而有好的成长，因为他主要是自己决定自己。北大、清华当然有好的毕业生，生命科学里，现在科罗拉多大学的韩珉、耶鲁大学的邓兴旺、普林斯顿大学的施一公分别在发育生物学、植物生物学、结构生物学有很出色的工作。但是不一定是北大、清华的大学训练造就了他们，而是他们自己的才能和努力起作用。二十多年前北大、清华生物系对科学有深刻理解的老师很少，也就难以要求他们对韩珉、邓兴旺这样的学生有特殊的教育。据我所知，北大有些毕业生在离开母校多年而可以客观地审视母校时，也觉得学校没有真正给学生极大不同于中国其它学校的教育。当然这也和专业、时间有关系，有些专业的学生在有些时候确实只有在北大清华才能碰到杰出的教授。就生命科学领域来说，这样的情况如果不是没有、恐怕就是很少。二十年前，中国生命科学里科学研究杰出的人，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中国科学院，大学里面以教书的为主。对科学没有深刻体会的人教书的效果，可以被真正能掌握自己的学生靠自学而超过。现在各个学科有多少变化，也是需要问于专业人士，不是靠学校名称可以断定。北大有没有特殊的科学精神？从我能看到的情况来说，迄今没有证据表明这样的假说能成立。

就是在美国，哈佛也不是都是好学生。在我直接接触过的多个学校的学生中，第二笨的学生和最懒散的学生都是我在哈佛看到的学生，当然我直接接触的学生人数有限，不具有统计规律。在中国和华裔社会里，常常有人很关心某人毕业的学校，甚至因为学校而影响到人的关系。在美国，特别是在学术精英群体里，对个人在专长上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对其曾就读学校的注意。美国特别好的学校对中国各个学校的了解，如果没有中国人在旁边提醒，常常搞不清楚。就是听说了，也难有感性认识。这就好比中国学校不知道印度学校好坏一样，再有印度人解释，中国人自己难以有强烈印象。

在我们华盛顿大学研究生录取委员会上，大家重视学生具体表现，我们取的美国学生有名牌大学的也有名字都难记清楚的学校。中国申请者里面，几年前我们曾拒绝中国名牌大学的一位，虽然她所有（在校和美国标准考试）的分数都很高，却说不出为什么对研究感兴趣。美国和加拿大学生里面也是一样。反过来，美、加学生中也有我们学校录取后，却拒绝我们而去名气比我们差很多的学校的事例，但是他是奔某个非常出色的教授和他的研究领域而去的，我们觉得这样的学生作出了合理的决定，而不会因为我们的神经科学在全美通常认为是最好的几个之一，而觉得那样拒绝我们的学生搞错了。

有些华裔

发信人: ashuai (ashuai)， 信区: LifeScience
标 题: 饶毅：让中国出现更多的世界一流研究生 ZT
发信站: 水木社区 (Wed Jul 19 20:59:44 2006)， 站内

让中国出现更多的世界一流研究生

饶毅

日前，通过免费的网络交流软件Skype，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共同主任、著名生物学家饶毅教授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访谈录”的专题采访。

饶毅二十多年前留学美国旧金山加州大学，迄今在美国做了十多年的研究生导师。目前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他是美国的《神经科学杂志》等多个国际、国内科学期刊的编委。是担任国际杂志编委最多的华裔科学家之一。近十年来，饶毅参与了国内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和实践，协助推动中国科学院神经研究所、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新的研究机构的建立。他还主持和参与了许多国内和香港的研究生课程，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分子生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生课程。饶毅参与的中国改革有一个特点：每项具体事，无论是设立课程、建立研究所或实验室、还是学术会议，不仅做成功，而且延续多年。

去年1月14日，《细胞》杂志刊登了饶毅和他在中科院神经所的博士生蒋辉等三位研究生有关神经细胞极性原理的论文。这是25年来国内的研究工作首次在《细胞》发表。

“为了这篇文章，我们之间发了一千多次E-mail，”谈及此事，饶毅说，他提倡每个人在力所能及情况下尽量为中国做一点实际的事情，指导学生便是他实际行动中的一个部分。

在成绩背后，饶毅对研究生教育，有着深入思考。访谈中，饶毅谈到了研究生招生、课程、师生关系、科研能力培养、博士生教育改革、国内研究生教育的优势等热点问题。

招生的关键是建立竞争机制

核心启示一：研究生招生改革的关键是要建立竞争机制。国内各个学校（单位）之间害怕竞争，这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国内多年面临海外学校的竞争，阻止国内竞争不过是有利于海外学校。

记者：招考方式方面，目前国内硕士生推行全国统考（统一科目、统一时间、统一分数线），考生一次只能报考一个研究生培养机构；博士生目前是各个培养单位单独考试。您认为，研究生招生改革的趋势是什么？

饶毅：我觉得招生关键是要建立竞争机制。要允许研究生报考多个学校（培养单位），使得各个学校（单位）关心怎么样才能招到优秀的研究生，在学校（单位）之间形成竞争机制。现在这些学生都可以申请多个海外学校，为什么在国内只能一次报考一个学校（或者研究所）？这等于，海外多个研究机构可以竞争一个中国学生，而在国内，只能是一个单位竞争学生，这等于是我们自己害自己，使得学校没有竞争的压力和提高培养质量的动力。我们不让竞争是怕国内各个研究机构之间竞争，这已经是个假像了，因为我们已经和海外竞争了，还怕和国内竞争？应该开放中国多个研究机构，让学生来选择这些研究机构。

记者：统一考试操作上可能比较简便，但如果实行自主招生，操作上难度大一些。

饶毅：用不着统一管理，各个学校自己管理。你就让各个学校自己招生，过几年审这些研究机构，它就不会乱搞。

记者：比如，凭关系招收低于原来统一标准的学生。

饶毅：如果哪个研究机构、哪个导师这样做，那就是自讨苦吃。一个导师如果招不合格的人，对他就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打个比方，他认为自己可以收容难民，他把自己的实验室变成难民营，那过几年他自己就会变成难民，因为别人不给他经费。教育部和管理机构每过一段时间审核研究生录取，他如果不合格率太高了，或有很糟糕的招生舞弊现象，这就可以惩罚这个导师或单位。导师、学生为非作歹不是完全能避免，但你要想，如果后面有检查制度，他们就会有压力。

“越洋教师团”的幕后故事

核心启示二：要请那些用中文讲生物课讲得最好的人来讲这门研究生基础课；给研究生授课不仅要讲授最基本的知识、讲授最前沿的东西，还要要营造创造性环境。

记者：2002年6月13日，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报道中科院上海生科院请来“越洋教师团”，开设了一流研究生课程，并评论说：这是“将世界水平研究生教育带入中国的教育项目”。2004年的夏天，中科院开设了夏季学期，上述的教育项目在全院范围内得以开展，有大批的一流科学家来中国为研究生授课。从研究生教育改革的视角，您认为上述做法的意义是什么？下一步将向什么方向拓展？

饶毅：从2000年秋开始，在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我在中科院上海生科院面向生命科学领域一年级研究生开设了《分子生物学与细胞生物学》课程。这是一门必修课，不是选修课，是讲课，不是讲座。

当时，我和吴家睿是组织者，我的原则是，要请那些用中文讲生物课讲得最好的人来讲这门研究生基础课；给研究生授课不仅要讲授最基本的知识，要讲最前沿的东西，还要求他们讲课的时候要营造创造性环境，让学生讨论未知的东西，让学生有批判性的态度，让他们学会思考。要让研究生知道，不管是看Nature上的文章，还是Science上的文章，都不是单纯的学习，而是要发现：这些文章有什么对的、有什么错的，有什么东西提示我们。许多学生初期读文献，只读老师布置的一篇文章，常常不能深刻理解其背景、和同领域其它研究的比较。我们建议学生要倒回去，读以前的相关文章，读相关的文章。连续读好几年以后，你就会扎实很多。

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开卷考试。课堂上让研究生带着问题去想，过一段时间后再交，这样他们就会去思考，就不受课堂的限制。如果课堂上有现成答案，抄就完了嘛。几年以后，上海生科院学过这些课的学生，会批评性地读文章，探索性地想问题。

当初有些老师是反对这种做法的。我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学生在这个教课的基础上都会提高很多，但是，只要有20%、30%，甚至是10%的学生，他获得了和以前教课不一样的结果，那么，他不仅能带动其他学生，还可以促进整个风气的改变。这10—30%的学生，对科学的品味就会不一样。所以，要鼓励能教好课的老师更多地参与教课。

我们每年看学生的反馈，那个老师好、那个老师不好，学生反映太差的老师就换掉，还有一些老师，我觉得他教课还行，但并没教好，我就跟他们打电话，我说今年学生反馈不好，有什么问题明年要注意改进。这是上海生科院那几个生物学研究所的做法。2003年以后，是Hopkins大学的利民教授主持，并把这门课同时开到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今年由耶鲁大学的钟伟民教授来组织。

如果保持现有体制，（研究生院）的老师主要要负责这些课的组织，各个学科要多请院内外的一流教授，甚至国内外的优秀研究人员来教。此外，要强调教课不是讲座，因为讲座是讲自己的研究前沿，教课是探索整个学科的基础和前沿。

要鼓励研究生的创新性想法 strong>